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兰西两项原本很热门的差事千万不要接：
一个是钱----法兰西国库一直缺钱，尽管国家其实可以有很大一笔费用能节省下来，但要做好节省这事却十分困难。
另一个是粮，这个差事也不好干，说起来法兰西原本是欧洲最主要的农产国，粮食生产原本是法国的强项，但这几年正经八百干农活的农民越来越少，干农活的农民都想方设法找别的差事谋生。
说起来出现这局面的原因也很无奈，我们设想一下。当农民忙活了一年非但没赚到钱，还要承担很离谱的税，这种可能忙一年却还很可能亏钱的买卖是明白人都不会干。1786年的冬季，一场霜冻让那些指望庄稼的农民彻底放弃。如果还种田，收税官可不管农业歉收应不应该交全额的税，而应对天灾最后吃苦的就是农民了。
米拉波在如此迷人的夜晚给我提出82万平民聚集在巴黎这样尖锐的问题，可真不是好蛋。说起来这个伯爵应该是蓄谋已久，并且我估计路易十六之所以让我当王子的教父也和这有些关系。毕竟在西欧教父还承担着保护教子的责任，那么路易十六言下之意就是要我照顾小王子，还有他未来的国家。
其实我本身对于保护法国，甚至到保护路易家族都无爱，因为无论出于民族立场角度，还是yy神处理这些琐碎的政务都不是一个聪明人该干的。所以我原来地打算就是竞争一个师长，然后继续做我的贸易。但此时显然没那么简单了。
“伯爵杨，您知道奥尔良公爵原本也想竞争教父，但为什么最后您成了小殿下的教父？”凡尔赛宫喷泉将一粒粒冰凉的水滴洒向炙热的天空，在这原本应该是清爽的氛围被米拉波这位不识情趣的老搅得温度越来越高。
米拉波是十八世纪末期著名的经济家，很多历史学家评价如果他老人家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多支持一段时间，督政府还有拿破仑都没有机会----当然我不这么看，法国地问题其实主要是干活的没钱拿，不干活地非但有钱花。最主要的他们经常抱在一团对那些干实际事情的人挑鼻子挑眼的，这其中典型代表就如奥尔良公爵。
所以当我一听说教父这件事情于奥尔良公爵有着很深的关系。就理所当然地问道：“不清楚----还清指教！”
“在法国现在做一件事情很难。”
米拉波这样地感慨我深表同意，于是连连点头，做事本来就比说空话要复杂，而法兰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本事做事的人一大堆，而且这群不做事地人还喜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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