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以来，时运不济，外忧内患始终困扰着他，虽然百般的挣扎，不但打破不了这个套在这个他头上的枷锁，而且枷锁越来越近，时时刻刻的让他感到窒息。虽然即位之初，铲除阉党、组东林内阁、注重辽事，让朝纲为之一振，但是大明就像苟延残喘的老人，无论下什么药，也不见一点起色，反而越来越有病入膏肓之态。崇祯能够使用的办法用了个遍，最后他找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杨嗣昌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杨嗣昌也就是在这时得到了崇祯的信任，他一边遮遮掩掩的与鞑子求和，一边集中力量打击各地的起义军。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剿抚并用，招抚了张献忠、曹操等人，又消灭了闯贼，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命运总是和崇祯在作对，就在中原局势好转的时候，鞑子入寇中原。面对直逼京师的鞑子，崇祯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把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洪承畴和孙传廷及其精锐部队一股脑调往了攘外的战场，终于使张献忠，李自成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当然这也和崇祯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还有过于信任杨嗣昌推荐的熊文灿，认为熊文灿足以应对湖广的张献忠有关。
虽然由于田羽的出现产生的蝴蝶效应对于大明来说，不啻于及时雨，一众强兵悍将没有丧命在崇祯的刀下，但是崇祯一直在攘外和安内两个战略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在这样的思想下，许多政策都出现了失误，而所有的小失误联结起来就造成了国内局势的再次动荡。当时，洪承畴和孙传廷力争中原贼种未决，应留一人镇压，当时杨嗣昌也赞成这个办法，但是却被崇祯拒绝。透过这件事情可以窥见崇祯的内心仍然将攘外放在了安内的前面。
鞑子刚刚退出长城不久，熊文灿就上疏崇祯，表明降将张献忠有复叛的迹象。其实崇祯早就知道张献忠不是真投降，只是当时明军疲于应付，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只好采用招抚并用的办法，张献忠一降，崇祯就可以分出更多的兵士对付闯贼。当鞑子退出长城之际，杨嗣昌和崇祯的目标就对准了谷城的张献忠，收到熊文灿的奏疏后，四月二十三日，杨嗣昌做出反应，一方面派员催促熊文灿探明张献忠兵力情况，另一方面向湖广方面调集大兵，准备合围张献忠。命令甘肃总兵柴时华和宁夏总兵祖大弼入援湖广，归熊文灿支配，但是柴时华借口兵士思归，不愿从征，祖大弼借口欲安置辽丁，不能出兵，使这个命令化成泡影。杨嗣昌不得不再次筹划，让陕西总督郑崇检出师关洛、四川巡抚傅宗龙出师蜀地，与熊文灿手下左良玉等总兵合围张献忠。
但是为时已晚，张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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