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谓之文房四宝。[173]
张佩纶静静的在一方端砚内磨研着松墨,而一旁的李鸿章已经自己展开了一张奏折专用的宣白纸笺,两边用镇纸牢牢压住了,看上去平展异常。
“可惜沈幼丹已逝,不然我也不必行此勾当。”,李鸿章将笔端蘸满了墨,作势欲写,却突然颇为自失的一笑,信手便将手中的狼毫放了下来。
张佩纶手下不停,仍兀自研墨,一张已略显苍老的脸沉静如水,但心中却已荡起波澜。
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
这是十二年前就已去世的前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少年时所作的《咏月》诗。据说沈公原文本是“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颇显自傲。而其舅父兼泰山林则徐在看后则当即提笔,将其改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由“必”而“况”,不过一字之差,诗之意境便已由最初的年轻轻狂一变为谦虚进取,而林文忠公对沈葆桢的期望之深,作育之严,也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沈葆桢科场虽屡试不第,但仍依林公教诲,愈挫愈奋,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高中丁未科二甲进士,恰与自己的岳父大人李鸿章成了同年,又因二人均出自孙铿鸣房中,故而在“同年”之外又多了一层“师兄弟”的情谊,加之二人年纪相仿,情趣相近,意气相投,故而虽彼此间也有各自的恩师林则徐与太老师穆彰阿曾是政敌这层芥蒂,却并不妨碍沈葆桢与李鸿章二人从此相交莫逆。
等到2o年后李鸿章、沈葆桢分任北洋、南洋大臣时,因为这份多年的知交情谊,更因为两人同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干才,无论私交或公义,均颇为相得,也就使得这段两人同执南北洋务之牛耳的阶段成为了自长毛乱平以后淮、湘两系最为合作无间的时期。
同治十三年日本入寇台湾,也正是这两位南北洋大臣戮力同心,各自从调集南洋兵舰13艘与北洋淮军精锐65oo人火援台,才终得以迫使日本退出台湾,使金瓯无缺!
沈葆桢为人极富才略,更难得的是极重大局。正如李鸿章自己对丁汝昌所言,当年若不是沈葆桢为使海上能成一军以拱卫京畿,甘愿将原本应解往南洋的海军经费尽数转往北洋,恐怕也就不会有今日“七镇八远一大康,勇扬威和操江”的北洋海军了。
而沈葆桢当年肯做如此措置,其实也是基于和李鸿章之间达成的“成一军,以塞朝中腐儒悠悠之口”的默契——虽然当时恭王已经允诺以“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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