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和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之间彼此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一部分的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们的影响不足以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们为了拉拢人心，也不得不回到传统的路线上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40年，在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自由印度”组织的时候，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领袖便派代表远赴北京，向中国政务院总理谭延恺提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自由印度’组织所代表的未来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谭延恺和孙纲一样，对印度种族教派之间的隔膜及分离情况了解不多，他更多的是比照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来看待印度的种族教派问题。谭延恺认为印度穆斯林所担心的情况不会出现，“中国『政府』保证新的独立的印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的国家。”对于中国总理的保证，穆斯林领袖们并不感到安心，有很多穆斯林领袖甚至这样认为：“继续保持英国人的统治也好，由中国来进行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成七八个国家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强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1942年5月7日，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拉合尔宣言》，即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
在华军攻入印度彻底击败英军，结束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百年殖民统治史后，对于独立后的印度究竟应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有很大的分歧。为了尽快给予印度以独立地位，在了解了印度各派政治势力的意愿之后，华夏共和国大总统孙纲提出了三个方案，“甲方案”为“大印度联邦共和国方案”，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分别下辖印度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分治地区，三个分治地区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只由联邦『政府』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乙方案”为“邦联方案”，即成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邦国，三国成立邦联或攻守同盟，旁遮普和阿萨姆两个非穆斯林地区分别并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丙方案”为“联省共和国方案”，即在印度成立按民族划分的17个自治省或邦，各自治省和邦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力，各省实行中国式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由各自治省成立“印度联省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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