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隆庆六年以来，全国施行丈量土地，清查出田亩总数为七亿九千二百多万亩，比嘉靖末年多出了十之七八，已经快赶上洪武年间的田亩数目了。虽然万历知道，这近二百年下来，全国实际田亩数只可能比洪武时期多，不可能反而变少，但是土地兼并已经积重难返了，能查出这么多花分诡寄的“暗田”，也是得益于张居正的雷霆手段。
除了隆庆六年的黄河水患外，万历登基这几年，各地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天灾，加上“一条鞭法”的实施，官员们措手不及，还没有钻太多的空子。天灾少了，官府贪的银两少了，百姓的负担就大大减轻，自力更生也就没有问题，所以土地兼并被暂时抑制住了。
田亩一多，赋税自然就多了起来，万历二年比之隆庆六年多了三十多万两，万历五年又比万历二年再增二十多万两，田赋的总数达到三百一十万两，占了全部赋税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商税，一共一百七十万两。
万历知道，这个时期的明朝，工商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再加上新政的实施，朝廷鼓励民间经商开矿，从此，粮、棉、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瓷器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而投入市场，甚至因为万历大开海禁，很多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较之此前，商品经济已大为活跃。
除了南北两京之外，东南沿海、运河两岸和江南都有一些工商业城镇兴起，而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更是工商业荟萃之地。这时期，白银逐渐成为通货，钱庄也于这时出现，并成为独立的行业。
欣欣向荣的工商业给朝廷带来了巨额的商税，隆庆以前，从来不把地位卑微的商人当一回事，商税只包括市肆门摊，钞关，工关等，加上传统的盐税、茶税、酒税，总额最多二十几万两。
万历新政之后，除了五谷、农具、书籍、纸扎、百姓婚娶丧祭之物外，其他各种在市面上流通的东西，都要收取商税，如店税、布税、矿税、生丝税、烟草税等，各二十取一至三十取一不等。
万历知道，田赋大多来自于没田的佃农和少田的贫民，而这商税收取的对象，则多是一些富贾商豪，其中尤以江南为甚，收这些人的税，万历和张居正可不会手软。从收商税以来，商税成为了全国赋税增长的主要部分，比之隆庆年间，多了一百多万两。
刚才听到户部尚书王国光说今年赋税已收齐，万历心中大为欢喜，这每年一次看着赋税增长，是万历的一大享受：看着这个偌大的国家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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