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举人并不知道，这个主动上前来与自己攀谈的年轻人就是当今的大总统，也许他真的知道了，也就不会说得这么肆无忌惮了。
“在咱们中国的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的绅士居于乡间。由于他们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是农村，包括各类思想、精英养成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主体，也是乡村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和调节者。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出外做官或是游学，但那些到城市为官的绅士，也会在适当时候告老还乡，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信息、资金等资源向乡村社会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它整个城乡社会智力资源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流动之中。但是这一格局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改观。那之后，传统文人士绅继替常轨中断，而新学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和衰竭，农村文化生态不断失衡与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文英倒是没想到，这个一直住在乡间的举人竟然满口新名词，不过很显然，他对于那些正在乡间掌权的人是非常不满的。“那些新贵们也不是能力群，更不是天生的好命，他们能够控制整个乡村社会自然也是有原因的。”马举人显然是被憋得久了，好容易有个人原因听他说，自然是如同竹筒倒豆子般的说了出来，“按理。当科举所产生的最后一代士绅衰亡没落之际，也应是所谓新派群体成长崛起之时。但是，新派人物与传统士绅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在传统社会中，士作为四民之与其他三民保持着有机地联系，尤其在乡间。地方士绅一言一动，乡里倚为重轻。而随着传统科举的废除和四民社会的解体，治统与道统逐渐分离。新学培养出的人物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大部分与农工商三民疏离，自然也难以赢得大众的信仰。这一点在城里或许还好一些。在乡村社会表现尤为明显。农民对新知识分子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新教育的不信任。改革科举之后，自然要开始兴办学堂以取代旧地私塾书院。但是，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并非在一夜之间靠一两纸诏书即可一蹴而就。实际上，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未必就比得上私塾，在乡村。一些新学堂更是有名无实。农民对新教育地怀疑和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新式学校所授功课距离农村生活过远，未能切合实用，结果学生能画机器轮船，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法郎，而不能计田忙漕。新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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