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不仅革命派的报刊几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十分平静，既乏愤激者，也少欢呼者。当时的社会舆论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仿佛废除的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余年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一个制度。一般的解释，认为废科举从倡议、改良到废除，已喧闹多年，人们已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然而，这种说法只是看到了当时社会心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所谓废科举时的社会舆论，只可看作是当时少数上层士绅的心态反应，毕竟所谓舆论也只不过是这些人的某些思想的产物罢了，而恰恰是这批上层士绅并未深切感受到废科举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因为他们或可继续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让自己的子弟占据新学堂以及出国留学的机会，很快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新知识分子或新式军人，尤其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满洲权贵，他们的功名利禄从来就不是通过科举获得的，是否废除科举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点儿影响也不会有，若硬说是有什么影响，也不过是少了许多科举出身的汉族士子与他们争权夺利罢了。
真正悲惨的是那些散居在广大农村的下层乡绅。但他们当时既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更难于表露自己的心声，以至于他们当时的心绪和处境既不为人所知，更不会引来任何关注。旁人也只得透过他们地一些笔记自述略知一二。*****其中一位太原的士绅记述道春科考之谣”传到刘大鹏所在的太原县时，立即引起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月。当刘氏获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这不仅意味着仕途的中绝，更多地下层乡绅直接感受到生存危机，“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保以谋生科？”果然，不到一两月间，已是“失馆者纷如”。这些失馆者因“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
到了张文英上台，恢复科举，虽然社会上的舆论对此有所抵触。^^^^然而一来张文英本身的巨大权威，再者于民间赞成恢复科举的仍是占了绝大多数。可对于士绅们而言，这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实际好处。毕竟如今科举的科目已经与从前有很大的不同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至少对于那些住在城里，特别是中心城市里地士绅们来说总算是又有了一丝希望，即便是本人已经没了希望也可以寄托在子孙身上。
从前科举取士，每次幸运者总归是少数，失败者难免会有一种挫折感，但科举与其他制度相比制度却有着一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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