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春以来，成都商业极其疲滞，手工业多紧缩范围减少雇工，工人失业者甚多。棉织与丝织两业失业工人已达五千人以上，缝纫业失业亦不下四五百人，其他如染房街之骨货工人，东御街之铜货工人，亦多无工作可作，铁路公司三倒拐鞋铺，全街铺户一百余家除学徒外，雇用工人不及十人，由此可见一斑，其他行业工人失业者更不知若干……”
短短几行，寥寥数语，成都便犹如人间地狱一般。张謇自然知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却没有想到居然已经差到了如此地步。这倒也不能完全怪他，一来实业部的目光总是死死的盯着经济最达的江浙，于内地关注极少，再者许多已经日渐凋敝的行业本身也不是实业部所关心的所谓要害部门，而被张謇忽略掉的是，正是这些看似规模极小的行当，聚集了中国人数最多的工人。===由于出口受阻，许多沿海沿江开埠口岸的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品销往内地，去与那些小作坊争市场，基于本身的巨大优势，他们如此做自然是无往不利的，一时倒也看不出萧条，然而那些内地诸如成都的工商业展则越的不景气，商号、工厂之裁员与倒闭时有所闻，工人们亦自是朝不保夕，时时面临失业的危机了。
工人收入的低下决定了他们的家庭规模不会过大，且生活是极其贫困的，其家庭地消费水平也是极低的。工作不外乎求个温饱而已。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状况也是决定家庭结构和人口多少的一个主要因素，收入相对低下的工人等城市社会阶层的家庭规模也就相应较小。综合多方面地考察，可以推测成都的工人家庭规模以四人左右者居多，还另一项调查还显示此时成都工人家庭中成年男子比例极高。按照刘仰岳的推测这大约该是“因为收入低微的家庭中不能生产者或不必要居留城市者，均居留乡间，以省开支”之故。张文英并不清楚刘仰岳的推测是否有道理，但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一座城市里成年男子比例过高绝不是一件好事，反倒是社会地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由于经济条件欠佳，生存环境恶劣而造成的人均寿命过短，婴儿死亡率过高。工作劳累，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精神压力大，也使得工人群体更易受到疾病的侵扰。年初的一场霍乱，仅仅一处几个小时内就死了数十人。多为穷苦之人。要知道霍乱一般可都是夏季多的，而众所周知，对于穷人来说，此一病症几为不治之症。而在其时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之下，一些极为平常的病痛都极有可能使人丧失生命，因而普通工人地平均寿命是较低地。对于抵抗力极弱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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