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至元人修《宋史》，也承袭了这一论调，将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虽然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但也不无道理。卓如先生的文章在下是读过的，你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他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王安石个人的人品才学固然是好的，事实上史学家在这方面上也从未否定过，但身为宰相，权倾朝野，并不是只如此便足以把国家治理好的。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一定作用，但却是舍本逐末，商鞅变法于秦，之所以身死变法仍能成功，不是因为秦国的守旧势力弱小，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亲王的支持，而是因为通过变法得到利益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使得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原有的贵族也大都得到了利益补偿，有如此多的人支持变法，虽然没有了商鞅，变法一样可以成功。而王安石的变法增加的仅仅是政府的短期收入，却损害了大多说人的利益，甚至动摇了国本，除了那些投机分子自然不会有什么人支持他的变法。”
“荆公不过是变法未成，把北宋的灭亡原因推到他身上怕是有失公允吧。”梁启还在为自己的偶像辩护着。
“仅仅是变法的话自然是怪不到他头上。与满清不一样，戊戌年的满清政府不变法就会亡国，而当时的大宋虽然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却还没有走到亡国地边缘，而事实上当时的大宋仍然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注意。没有之一。正因为如此，要推行变法更要处处小心，要破坏原有的旧制度是容易地，而要创建新制度就没那么容易了。张文英的话对于梁启是个不小的震动，对于康有为却无异于五雷轰顶。他自视才高，又一向自负为国为民，却为朝廷所不容，不得不流亡海外，惶惶不可终日，不免愤世嫉俗，郁郁寡欢。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自己不过是做了党争的马前卒，什么维新领袖，不过说说而已，北清退到关外，虽说头上多了个日本太上皇，光绪也总算是有了一点儿权力，对自己还不是不冷不热的，别说推行新政，就是在关内时慈禧推行的责任内阁制，到了关外还不上皇上一句话就给撤了，现在想想的确是让人寒心呀。张文英才刚过而立之年，维新运动那会儿更是年未及冠，没想到他小小年纪便早早地看透了这一层，自己却还浑然不知所谓，当真是惭愧了。
康有为脸色很是难看，惨然一笑道：“难道大清真的是气数尽了。吾辈便只能坐视不理，亦或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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