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的年关就这样到来了，除了京城附近多出了好几处大军营，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旗人依旧每天遛鸟打屁，无所事事，百姓依然穷得揭不开锅。方怀乖乖笑纳了各地的“炭敬”，虽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但他现在实在是太缺钱了。
大清的财政体系极其陈旧，“火耗”高得惊人，税务都由各地衙门统办，层层截留，到中央手里的恐怕三分之一都没有。
工商业虽然在朝廷开放民间办厂权力的刺激下，有了一定发展，但还只是一撮小火苗，办厂的也还只是些思想开明的人士。大清银行因为唐廷枢到欧美考察还没有办起来，然而花出去的钱还是像流水一样，查抄的银子刚入库就不见了踪影，三支新军和添购的军舰就像吞钱的机器，还有就是各所大学的开办，难怪说教育是最花钱的。尽管方怀把宫中的用度已经缩减到以前的五分之一不到，而且钟翠宫的用度也在慈安的要求下缩减了一半，但国库依然空空如野。
不过也并非没有好事，就像案头的几本奏章。这几本奏章分别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上的《扩广东军火局折》、吉林将军铭安的《拟建吉林机器局并火药局折》、四川巡抚丁宝祯的《重建四川机器局折报恩折》以及山东巡抚周恒棋的《修山东机器局折》，其他各督抚上的此类折子还有一大撂。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方怀整军经武、热心办洋务的态度早就从朝里传到了地方各督抚的耳朵里，一时各地兴起了一股办洋务之风，尤其是办枪炮厂更是不遗余力，让大清的军火生产能力提升了一大截，相信要不了多久，大清的军火就完全可以自己生产了。大清帝国10
就在方怀为之感到欣慰的时候，小德子来报，说李鸿章求见，方怀这才记起是自己让李鸿章今天带郑观应来见自己。
不一会李鸿章带着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郑观应今年正好四十岁，应该就是眼前的中年人了。
事实没有出乎方怀的意料，中年人随李鸿章行礼道：“草民郑观应参见皇上。”
郑观应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气质，既有商人的精明，这从他不时闪着亮光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另外他还有着读书人的风骨，脸上始终挂着儒生的那种傲气。这种矛盾的气质应该和他的经历分不开。郑观应是广东人，曾在澳门马礼赞学堂读书，早年经商，被誉为儒商先驱，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中年后退出商界，隐居澳门，著书立说，他的《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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