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所说的这些话是经过慎重考虑和众人细致研究的，只有这种开诚布公的坦率谈话才能消除美国方面对马来亚政府的疑虑。如果开口痛骂，一副势不两立的样子，反倒会引起了怀疑，毕竟中国也是华人组成的，相对而言更是马来亚政府中很多人的母国。
而且西方对对红色中国的敌视与恐惧，主要体现在对集权暴政的敌视与恐惧。反面的中国形象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恐怖故事组成。这种想象往往相隔的现实距离越远，就越真切。5年代初的红色中国与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3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有将近20，000美国人在中国，而50年代最低谷的时代，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还不到20名。在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任何从那个封闭的红色帝国传来的消息，都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证实着西方人的仇恨与恐慌。这些故事的叙述者或见证人，大多是最初几年从红色中国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处搜集小道消息的记者。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道听途说与猜测。没有人关注什么才是真实，也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报道。因为直到万隆会议之后，西方记者才被允许进入中国。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GCD将会使中国从一个和平、宽容、宁静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斗争、仇恨、暴乱的GCD国家，甚至比苏联东欧更加更怕。他们哀叹的不仅是将失去了亲美的国民党中国，还有神秘甚至有几分可爱的传统中国。那个在赛珍珠笔下描述的王龙阿兰们耕耘地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后一种态度尤其普遍出现在西欧国家，伴随着他们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崩溃造成的感伤。
在吴铭想来，如果中国不是被迫进入了封闭状态。那么中国国内在那个年代造成地悲剧，还有西方对中国地恐惧和仇视可能会减轻。当然，也也只是大家的想象而已。
杜鲁门和马歇尔同时沉思起来。半晌。马歇尔抬头问道：“刘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在**阵营里搞区别对待，让他们在内部产生不和？”
“**阵营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慢慢演变。”吴铭点了点头，说道：“而外来的压力却将使他们之间忽略矛盾，团结得更紧密。”
“高论，很高明的理论。”杜鲁门两眼闪闪发光。对马歇尔说道：“对于这种理论的可行性我们有必要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而且要电告司徒雷登，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美国政府地东亚政策是比较僵硬，但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马歇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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