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该用膳了。”崇祯木偶一般地坐了一上午后，太监王承恩在一旁小声说道。“朕没胃口，你且退下吧。”崇祯摆了摆手，一脸厌烦的神色，半点也不想与他说话。王承恩一脸无奈，只能应是一声，便躬身而退。说起来，崇祯皇帝堪称明朝中最为清苦的皇帝，也不为过了。自崇祯八年时，凤阳祖坟被掘后，崇祯大哭向太庙告罪，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复从崇祯八年起，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特别是到了崇祯十六年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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