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一向都是商人们十分重视的问题，明末的市舶司虽然已经大部分采用了牙行代理的包税制，但海商要缴纳的赋税并未因此而降低。例如“永丰布行”从江浙或是福建运来广州的织物，每一船都必须以每尺十两银的比例，按照船只的宽度向广州市舶司缴纳水饷，一般一船货物所需缴纳的税赋都在二百两以上。像“永丰布行”这样的大布商，每年仅仅是缴纳的水饷几乎要在白银万两上下，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要知道这还只是市舶司收取的水饷而并非出售商品的赋税，按照明朝的商税规定，“永丰布行”在广州出售这些货物，还必须要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缴纳商税。这样算下来，一船纺织品从外省运到广州的赋税负担就相当可观了。
对于布商来说，这部分赋税上的损失肯定是要转嫁到出售的货物价格上，最终的承担者就是民众或者穿越集团这样的消费群体。而作为对纺织品需求量极大的穿越集团，自然不会乐意掏钱出来变相输血给大明的国库，如果能设法把布商吸引到胜利港去，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很实惠的好处。
施耐德抓住时机向马掌柜说明道，布商将布运往胜利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水饷陆饷加增饷，而且因为这些纺织品都是由海汉执委会出面集体收购，因此也不会有任何‘交’易税产生。当然了，这种优厚的待遇并不是平白享受的，这些纺织品在运抵胜利港之后出售给海汉的价格，布商也应该给予适当的降低。
马掌柜眨巴眨巴眼睛问道：“若真能省去了赋税，那价格倒是可以再商量。但若是运去贵方港口的布匹太多，贵方收购不完，那又该如何？”
施耐德道：“这个好办，我们先约定一个大致的‘交’易量就是了，每月布多少、纱多少、绸多少，定出‘交’易量的上下限就行了，只要贵方向我方提供的货物在这个‘交’易量之内，那我方就照单全收。”
马掌柜略一思忖，也觉得施耐德说得有理，便又问道：“那不知贵方每月所需的织物有哪些，量有几何？”
施耐德笑了笑道：“这个倒是不急，因为我方所需的织物有几样比较特殊，等下想请马掌柜先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因为后续还有技术‘性’的细节需要商谈，施耐德和何夕便没有再在酒桌上刻意对马掌柜发起攻击。酒足饭饱，三人便移步书房，而这里成列的各种各样的海汉玻璃文具更是差点闪瞎了马掌柜的眼睛，有不少种类根本就没在市面上见过这是从胜利港送来的最新一批的样品，因为要遵守与“福瑞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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