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初年，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应该是务实之举，以提高治国水平。唐玄宗也曾说注疏《道德经》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的词语，从务实主义出发，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宋代因为没能统一，在选择路子上，采用了儒家治国，最终亡于儒家之上，登到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治国的路子又重新走回了汉武帝定下的路子。
在开国初期，朱元璋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并亲自注解《道德经》并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自己即位以来，迫切了解前代圣人的治国哲理，“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于是问道多人，终于发现《道德经》，认为此书“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他反复体会，想试注释，“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他认为此书价值重大，因此注之，“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朱元璋早期的无为而治，使得大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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